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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罗马时代,西方人就掌握了高度发达的金属制作工艺。人们往往认为中世纪是一片黑暗的,甚至在若干技术领域出现了大倒退。然而,当我们真正深入到中世纪工匠的世界,则会惊讶于那个五彩斑斓、巧夺天工的世界。
天主教是整个西欧中世纪世界的信仰核心。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其制作出的工艺品上,还体现在当时人们对于工艺技术本身的认识上。要想了解中世纪工艺,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就是本笃会(欧洲历史上最为悠久的隐修团体)僧侣西奥菲利乌斯(Theophilus)所撰写的《论多种技艺》(De Diversis Artibus)。在这部大约写作于公元1112-1113年间的书中,西奥菲利乌斯用了三卷的篇幅分别介绍了绘画、玻璃制作和金属加工,因此也被视为欧洲第一部详尽介绍各种工艺品制作过程的百科全书。
在《论多种技艺》的第三卷前言中,作者用典雅的拉丁语赞美了上主圣殿(亦即教堂)中无尽的珍宝。正如西奥菲利乌斯所说,借着圣灵的工作,天主将敬畏、孝爱、聪敏、刚毅、超见、明达、上智等七重恩典注入到工匠们的心神当中,使他们创造出了这些精美绝伦的工艺品。
事实上,中世纪制作的大多数金器,除了装饰和首饰之外,主要都用于宗教活动。比如弥撒圣事中要用到的圣爵、圣盘、烛台、奉香提炉、福音书封面和书套,以及教堂中布置的十字架、圣髑盒(存放圣人遗体)、圣体龛(存放已经祝圣过的圣体面饼)等等。
正因为教会对各种贵金属工艺品有极大的需要,也就使其成为金匠的主要顾客和庇护人。在中世纪盛期,隐修院是各种匠人汇集的地方,那里也珍藏着最为精美的金器。从7世纪以来,那些散布在欧洲各处的隐修院成了保存希腊罗马文化遗存,并使西欧文明在11世纪再度复兴的最大功臣。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蛮族的入侵使南欧受到了沉重打击,而维京海盗则侵袭着欧洲北部。正是在无数星罗棋布的修道院中,文明的火种得以保存、传承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在中世纪早期,尤其是7-10世纪,隐修院不仅是宗教中心,也是乡镇生活的中心。除了教堂和僧侣们的禅房之外,隐修院周边还围绕着一系列作坊,包括磨坊、酿酒坊、烤面包房。而在街角,则是金匠和铁匠的作坊。因此,各种匠人毗邻而居的隐修院就成了一个市场中心,并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慢慢发展为城镇。尤为有趣的是,许多僧侣本身就是有名的金匠。比如上面提到的西奥菲利乌斯,据说就制作了不少精美的福音书书套。而英格兰赫特福德郡的圣阿尔班斯隐修院的僧侣约翰,还在12世纪后期担任过英格兰国王的御用金匠。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最为著名的僧侣金匠当属13世纪上半叶的科尔切斯特的华特(Walter of Colchester)。1243年,当时的英格兰国王请他以黄金和各种珠宝制作了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圣体龛。虽然这座祭台在16世纪亨利八世裂教期间被完全摧毁了,但是通过当时人们的记录和朝圣者的徽章,还是能让我们怀想当时高超的制作工艺。1500年,一位威尼斯大使在拜访这座教堂后记下了他的观感:
“尽管其规格巨大,整个祭台被黄金片所覆盖。然而,很难看见金箔,因为其被镶嵌其上的许多宝石所覆盖,包括蓝宝石、钻石、红宝石、红晶石以及绿宝石等等。每当将目光转向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看到比刚才更美的景象。这些自然之美被人类的技艺所加强,因为黄金按照精美的设计雕琢,有大有小,而在浮雕中又镶嵌着玛瑙、墨玉和玉髓。一些浮雕上的宝石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都不敢提交它们。然而这一切却被祭台右边的红宝石所压倒,虽然其只有一个拇指指甲大小。整个教堂相当昏暗,而在圣体龛附近尤其如此。我们进去参观的时候太阳几乎落山了,而且天气十分阴沉。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却感到那颗红宝石像在我手中一样真切。他们告诉我,这是法国国王的礼物。”
早期的金匠身份比较卑微,虽然他们兢兢业业地在作坊里做工,但是极少有人能在制作的工艺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种情况在中世纪后期逐渐得到改善:随着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世俗贵族和城市商人等富人阶层对黄金工艺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甚至一些金匠在政治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格罗斯特的威廉(William of Gloucester)。当时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统治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1227-1272),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威斯敏斯特教堂成了英格兰王室的象征之地和历代君主的安息之所。威廉本身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售卖贵重金属、宝石的商人。他不仅以大量的珍宝装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制作了大量宫廷使用的酒杯、餐具、戒指、腰带、王冠,而且还为亨利三世设计了皇室金币。这枚1257年的金币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枚金币,后来其图案经过细微修改之后还用在了1259年亨利三世的大印章上。
另一个金匠发迹的故事也发生在伦敦,其主角是来自柴郡乡下的艾德蒙·沙阿(Edmund Shaa)。艾德蒙德在伦敦学徒期间受到了著名金匠威廉·柏提乐(William Botiller)的赏识,并将全部技艺倾囊相授。从1462年开始,艾德蒙德被任命为伦敦塔和若干皇室贵金属矿的雕刻师,并在1467-1471年担任伦敦金匠行会的会长。而到了1483年,这位手艺人被任命为伦敦市长,并由国王理查德三世亲自授予爵位。
当然,绝大多数金匠并没有能够在政治上大展身手,但是他们的技艺也为他们带来了丰厚的财富。尤其是在黑死病结束之后,曾经一度萎缩的金匠市场随着经济和人口一起复苏。在1500年前后,布鲁日画家Gerard David为我们留下了当时金匠的写照。图画中的金匠头戴珍贵的水獭皮毛帽子,身披羊毛坎肩,左手握着一串套满宝石金戒指的纸卷,右手拿着一枚蓝宝石戒指,仿佛正在向他的顾客介绍自己的杰作。
也正因为他们的财富和重要性,金匠们在城市中也备受尊崇。事实上,西欧并不富有金矿。在中世纪早期,许多黄金饰品都是将罗马时代的残破黄金制品融化后重新烧制的。后来,欧洲人也开始在河里淘金,尤其是莱茵河流域。不过,这些黄金远远满足不了当时人们的需要。尤其是到了公元700年前后,强盛的拜占庭帝国在与西欧的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从而使西欧本来就贫乏的黄金大量流入到了东方。这也是西欧长期以来都使用银币的一个重要原因。阿拉伯人的扩张则给这一状况带来了转机。他们在7世纪的时候征服了盛产黄金的尼日利亚和西非海岸,在倭玛亚王朝时期(661-750年)即开始大量使用金币。当时他们的贸易对象主要是拜占庭和意大利的商人,这些金币也流入了西欧。因为其金币成色好,许多就被融化后铸做成了黄金饰品。直到14世纪,在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地区发现了若干金银矿,才使欧洲市场上的黄金供给增多。
中世纪的行会组织最先起源于尊奉同一位圣人为主保的宗教互助团体。如同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中世纪时期的匠人也有各自的主保圣人,而金匠的主保圣人是艾里基乌斯(Eligius,法文名译为埃卢瓦)。同时,艾里基乌斯还是铁匠、兽医的主保。
这个艾里基乌斯(588-660)是墨洛温时代的一位主教,曾是法兰克国王达戈贝特一世的重要顾问。之所以成为金匠的主保圣人,是因为他曾在法兰克王室司库巴博(Babo)手下工作。当时的法兰克国王克洛泰尔二世委托他制造一顶以宝石装饰的金冠,文献记录中特别赞扬他精心制作了这顶王冠,而且“从来不声称那些金屑因为锉刀而消失了”(不偷工减料),也不用虚假的宝石或其他金属滥竽充数。也正因为这种专业精神,历代金匠都以他为祖师爷。直到今天,每年的12月9日,巴黎圣母院都会为圣艾里基乌斯兄弟会的成员奉献一台弥撒,以答谢17世纪的巴黎金匠们对圣母院的奉献。那个时候,金匠们为了祈求恩典,往往会每年给圣母院奉献一副镶嵌着黄金和宝石的宗教画。
而在英国,金匠的主保圣人是圣邓斯坦(Dunstan)。这位邓斯坦曾在10世纪末期担任过坎特伯雷大主教,据说具有非常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尤其善于制造教堂的大钟。每年的5月19日是圣邓斯坦的瞻礼,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都会特别为金匠们敲钟,为他们祈祷。这一天,所有的金铺都闭门歇业,所有行会成员齐聚一堂任命下一年度的会长和巡视员。之后便是盛大的宴会。一份1497年的记录表明,当时的会餐头盘是烤鹿肉、烤鸡和梭子鱼,主菜是兔子和烤鸡、大比目鱼以及鸽子和馅饼。最后的甜点是草莓奶油。这场盛大的聚会一共喝光了40加仑的红酒和两大桶麦芽酒。
12世纪后期,巴黎、伦敦和蒙特利埃等地兴起了金匠行会组织。这些行会组织都有严格的准入机制,强调各个金匠的技艺与师承关系。一般来说,金匠手艺往往都是家传。金匠行会对于学徒也有严格的管理。比如在伦敦,学徒期最短七年,在正式入行的时候还要付给行会和师傅一笔不菲的“入行费”。一个金匠要雇佣学徒为顾客制作金银器,需要得到行会管理人的批准。在欧洲大陆,每一个学徒在期满之后,需要制作一件“杰作”以供行会成员评判。只有其制作工艺得到认可之后,才能够被准许正式入会。通过这种方式,行会也可以将一些居无定所的游方工匠排除在外。因为制作这样一件工艺品的花费和时间是他们所难以担负的。除此之外,匠人行会也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如果有金匠去世,他们会负责安葬同行会员,并联合照顾早逝金匠留下的孤儿寡母。
金匠行会同国家货币发行息息相关。行会的会长往往也兼管国家铸币厂,并为各种金银器工艺品制定质量标准。比如说,英格兰就要求所有银器的纯度不得低于银币的纯度(92.5%)。然而,由于英格兰的银币比其他国家在英格兰流通的银币纯度高,就造成了市场上的英格兰银币都被收藏了起来,而不再流通。这就是后来“劣币驱逐良币”的由来。从13世纪中后期开始,金匠行会开始在制作的金银工艺品上签章,以检验和证明这些工艺品的贵金属纯度。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共和国的发展及地理大发现,为金匠们提供了更为广阔、也更为商业化的舞台。东方高超的金匠工艺也促进了西欧黄金工艺品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新教改革大大减少了宗教礼仪中对黄金制品的需要,而迅速崛起的资产阶级则成为黄金制品的最大主顾。金匠的行会仍然存在着,但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成为现代手工匠人工会的先驱。